喜欢听历史故事的人，尤其爱听书法史故事的人，不可不读简斋刘涛的《魏晋新书风》。这是刘涛最新的一部书法史论稿，主要收录了他最近三十年间的新作。

《魏晋新书风——简斋书法史论稿》

刘涛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4年12月

从写作时间间隔的长短、选题的随机与自成体系，以及行文的简净、节制与余蕴上，为本书都尽显刘涛独有的魏晋风骨。这么说的原因是，刘涛秉持的是传统文士的述作方式，有则作，无则不强为，不避话题的生僻与大小，亦不避篇幅的短长与多寡，随行随止，自成珠玉。这同时下往往牵强附会、浮华高产的学术风气实是天地之别。故读刘涛的《魏晋新书风》颇得优游于名士的时代之感。以下便依各篇目原始写作时间试对其中要旨作一浅浅勾勒。

《卫氏书法以及卫夫人》起始以史家手笔勾勒了安邑卫氏自东汉明帝御赐封地到东晋义熙九年封地被夺，三百多年间八世子孙的风云际会与兴衰起落，随即在这一宏阔的历史与家族背景下，聚焦卫氏家族四至六世卫觊、卫瓘、卫恒三代书法成就及其在魏晋书法史中的影响，同时述及四世孙旁支所出卫铄的书法风格、书法史地位，及其与王羲之的师承关系。双重镜头的映照下，书法在历史洪流中的一点微光并同政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使人读之余思难尽。另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论及卫铄一节时，开篇即以精确无误的考释订正了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以卫铄为“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的双重讹误，澄清卫恒与卫铄乃是同辈关系，“从女”之说大为失实；而卫铄是“李矩之妻”不错，但并非“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乃是同名同姓的江州刺史“江夏李矩”之妻。其中前人著述的疏漏，刘涛不动声色、信手拈来地举证廓清，使人钦叹。

《江夏李氏叙略》一题在普通读者看来或许满是疑问，魏晋时期的书法史中还存有一个江夏李氏吗？不是只有“王谢郗庾”及安邑卫氏这类高门士族吗？后者的煊赫当然难以遮蔽，而真正的探赜索隐者不会放过书史中哪怕偶尔一现的微名，并能借此牵带出意想不到的历史场景与鲜活饱满的人物群像来。这或是尤能体现刘涛魏晋风骨的一篇文章，他乐于随其兴之所至，在史料“极为零散”“疏漏不全”“尚有讹误”且“颠倒误置”的情况下，欣然潜入其中，对一个在书法史中几乎处于隐身状态的家族历史“试加勘校纂辑”。刘涛撰写此文的目的在文中已有表露：“本文意在还原江夏李氏的谱系、迁徙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面貌，以反映这一家族自东汉以迄唐朝的概貌。”诚如作者所言，全文的着力点尽在勘校纂辑“江夏李氏人物谱系”、考释“赵郡李氏析支江夏的年代及播迁江左之后的侨居地”，仅在“江夏李氏的文化面貌”一节涉及着墨甚少的书法内容，然正是从这里，读者得以窥识宏大的家族史叙事背后刘涛选题的书法根源，这便是自南朝以来在书学史中偶尔一现的“李式”及在《晋书》中被称“善楷书”的“李充”二人。二人系同辈，皆属江夏李氏第九世。李充乃卫铄之子，与当时名士“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后者恰是上篇《卫氏书法以及卫夫人》文末附记中曾特别予以透露的一点。于魏晋书史之林中信步探幽在刘涛或只为个人兴致，其结果却客观凸显了一点：在书法史中貌似微不足道者，其背后仍有非凡的家世积累、个人卓越的生命支撑，其中无论武将文官或隐逸之士，无不是一时之豪杰与英儒。

以上两文依次成于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四年后，刘涛完成的方向类似的两篇文章均聚焦出自隐川庾氏的庾翼，题名分别为《庾翼的书法与声望》及《庾翼〈故吏帖〉考辨——兼考刘遐其人》。前者首先仍细说庾氏家族的兴起、庾翼的仕履与勃勃雄心，及其因病猝卒之后门户的骤然凋零，继而于此波澜壮阔的图景下，一一疏解庾翼书迹的流传，复对庾翼、王羲之书法声望的升降及相关背景作出层次细腻的辨析与推测。后者意在考证庾翼唯一传世书迹《故吏帖》文本的真实性、书写的时间与地点，读之不亚于一篇精彩的侦探小说。事情的起因在清人王澍错信了明人顾从义对《故吏帖》文辞中“刘遐”其人的注疏，从而对一系列相关史实产生连带的误判，致使此前皆被认定为真作的《故吏帖》开始蒙受质疑。此中关键在于有真假两位『刘遐』，其生平仕履截然不同。顾从义将《故吏帖》中“刘遐”注疏成表字正长的广平刘遐，实则其时尚有与王羲之结为儿女亲家的南阳刘遐，前者为假，后者方真。后者经刘涛举重若轻地拈出之后，王澍的系列疑问瞬时冰释，《故吏帖》文本的真伪之疑、史籍对相关人事记载的正误之疑就此可以顿消。顾氏有知，当为惶愧。王澍有知，当为击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完成《江夏李氏叙略》前后，刘涛为南朝梁陶弘景致梁武帝萧衍书札中的一段论书文字所吸引，他由此抽丝剥茧，掀开了又一段被尘封已久的南朝书史的一角。这其中，关键人物名为“马澄”。陶弘景从马澄处得见一卷《逸少正书目录》，同时获知了这些正书的若干风格信息。刘涛先是摸清马澄是何人，何以得见《逸少正书目录》与内中所藏帖本，以及陶弘景与马澄会面的时间点，后对《目录》的编写性质与归属作出判断，又依陶弘景所记马澄的只言片语对王羲之正书的前后递藏史作出缜密的推理，最后就马澄“出装”一词溯及唐朝以前国家层面复制名家法帖的开端，所有这些促成了《马澄〈逸少正书目录〉与南朝御府的“出装”之举——兼谈王羲之的“正书”》一文的形成。这是此次收入的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五篇文章中，唯一一篇离开家族史与大历史场景的小故事，内容细碎又紧密，光色熠然。

二〇〇〇年代的数篇文章在主题上不再聚集于具体的家族与个人，从时代上也未再以魏晋为核心，而是往前追溯到了魏晋新书风的发源地两汉时期，往后延伸到了南北朝书法的相关问题上。这其中，首先完成的是《梁朝的两本〈千字文〉及书法》（二〇〇二），之后依次是《南朝书法的北传》（二〇〇三）、《从草书家推论东汉草书发展阶段与草书兴盛之区》（二〇〇四）、《长沙东牌楼简牍所见东汉后期书体及其书法史价值》（二〇〇五），以及《汉代课史与“史书”及“八体”“六书”》（二〇〇六）。

《梁朝的两本〈千字文〉及书法》主要讨论了传世《千字文》的文本问题，考订了梁朝周兴嗣与萧子范两本《千字文》的撰写时间，并对萧子范本的书体作出推测。这篇文章或是受了启功《说〈千字文〉》的指引，刘涛在开篇之首便以启先生的这篇文章作引子，简略介绍了启先生对《千字文》相关问题的研究，然后言明自己的意图：“我想就《千字文》的文本以及萧子范本的书法面貌谈一点认识。”可知“《千字文》的文本”及“萧子范本的书法面貌”原是启先生文章里有所遗漏的地方。刘涛的结论是，迄今史籍中所载六种《千字文》，除作为“别本”的“《演千字文》（五卷）”外，其他在文本上应都不出周本和萧本范围，而周本、萧本的文本内容各自有异。在撰写时间上，周本当早于萧本十数年。周本的书法风格启功已经论及，是“集摹王羲之的字”，且具体到“所集的王字以真书为主”，但萧本的书写面目则于史无征，刘涛却以他的敏锐嗅到了蛛丝马迹，他从《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传附萧子云传》及《法书要录》中所收萧子云《论书启》中相关记录推断子云之兄萧子范本《千字文》很可能是“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一路的“草书面目”。

继“千字文”“马澄”文后，论稿中第三篇涉及南北朝书史的文章便是《南朝书法的北传》了，相对前二者，后者关注的无疑是事关全局的书法史现象。这一话题的提出据刘涛的叙述是受了文化史、文学史与美术史研究的影响。陈寅恪“南学北传”、唐长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及美术史界宿白、金维诺对南北朝造像的相关研究等使刘涛关注到“南朝书法的北传是当年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一个关键问题”。南朝书法北传的开端，据刘涛所记，首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唐耕余“王褒入北”说，后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唐长孺“赵文深归北”说，相对前说，后说将南书北传的历史往前推进了近六十年。而据刘涛的考察，这一历史恐怕还要再往前推进三十年——基于旧有“南士投北”的线索，刘涛将视线扩展到了“平齐民迁徙平城”“南北遣使”“新字书”与“设立侍书”诸多维度，以细密可靠的文献充实了已有的“赵文深归北”说与“王褒入北”说，同时，因“平齐民迁徙平城”说的提出，再次推进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论证过程中，刘涛对南书北传的整个始末给予了视野广阔与层次丰富的观照，并对之做出了明确的历史分期。

自《从草书家推论东汉草书发展阶段与草书兴盛之区》一文起，刘涛暂将视线前移到了两汉。这篇文章延续了上文“以书家作论”的方法，将焦点投向史籍所载东汉十三位草书名家及其活动区域，对其生活的时代、籍贯、仕履一一作出排比，从而推导出东汉草书发展的“上升期”“彰显期”与“兴盛期”，并据这些草书名家的出生地、主要活动地区、影响所及地区推断出其时草书的兴盛之地原是北方的四州六郡。这在以往的书学史研究中从未被作为专题予以特别的梳理与廓清。

同年四至六月间，长沙东牌楼汉简出土，这当然引起了刘涛的关注。他借此详细梳理了东汉后期通行的诸种书体及其类别，由此一系列长期因材料绝少而导致的疑难旧说得以推进，如“有别于旧体章草的‘今草’”至少于东汉晚期已经出现，它原非“东晋书家王羲之一人所创”，以及“在书法史研究领域，魏晋新书风与东汉后期书法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东牌楼汉简出土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以草、行、楷三体书法为显著标志的魏晋新书风，可以追源于东汉桓灵之世”等等，不可说不令人兴奋。这些发现均构成了刘涛次年完成的《长沙东牌楼简牍所见东汉后期书体及其书法史价值》一文。

又一年，《汉代课史与“史书”及“八体”“六书”》将话题对准了两汉时期一个颇有争议的书学史概念“史书”。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史书”究竟指示何种书体？刘涛由此追溯了汉代“课史”的历史，“史书”在典籍中出现的具体语境，阐明通常“史书”大篆说、“史书”隶书说的局限，转而引出旧时所读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朝学风的异同》一文中对西晋“史书”的推论：“史书之意恐是指令史之书。”这为刘涛打开了思路。通过对两汉史籍的细致辨析，刘涛最后达成了与唐长孺观点一致的推论，两汉所谓“史书”，是指“史、史令所能之书”，在书体上涵括“八体、六书包括的多种书写体势”，即篆隶二体皆在“史书”的范畴之内，而两汉史籍中所谓“善史书”“能史书”者，所言并非某人擅长某种书体，“乃是泛指文字书写之事，犹如后世所称‘善书’‘能书’‘工书’”，从而使早期书学史中“史书”一词的含义得以厘清。

被刘涛引为该著书名的《魏晋新书风》一文应是此书的提纲挈领之作了，它在成文时间上距离当前最近，时在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年之间，在内容上当是汇聚了前述所论诸题的成果。基于此，先生对自己最为关心的话题作了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的阐发与论述。文章先是从书体与书写风格上定义了何谓“魏晋新书风”，继而从书体、代表书家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对魏晋新书风“古今之变”系统阐释，举证细密而翔实。自始至终，刘涛在古今著述之间、文献与作品之间、传世书迹与历代出土书迹之间出入自如，无一遗漏，对之悚然、酣然。

以上不揣谫陋，略为述及《魏晋新书风》所收诸文的梗概，至于其中探赜索隐的幽微，钩深致远的余蕴，则实非读者亲历其间不能领略万一。刘涛深居简出，其墨宝流布甚少，即便著述，若非出版社诚请，亦难得集中一见，然常人要领略前辈风骨，唯有向此间求取了，此又为《魏晋新书风》不可不读之理由。

原文请见《书法》杂志202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