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艺术学科”，是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文人艺术、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又在二十世纪以来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学院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近百年的近现代发展历程中，它不断地调和中西传统、雅俗传统、理论研究与时代需求，逐渐成型。今天面对新时代语境，当前的艺术学科模式暴露出如下问题：

a，教学现场普遍存在“重技艺轻思维”的失衡状态。过于强调技术和手艺的训练，忽视文化素养。

  由于艺术学科的特点，需要花费相当时间进行造型能力、乐器技巧、舞蹈技巧等的技艺训练，过去艺术学科相应忽视文化课成绩，以至于艺术学科某种程度上成了高考低分的避风港。整个社会也相应形成对于艺术生的成见。大量具有艺术天赋但文化基础薄弱的学生涌入，而具备综合素养的潜在人才被排斥在专业门槛之外。进入专业院校学习后，部分专业和教师也过度聚焦技法训练的课程体系，而忽视艺术学生的研究能力和人文素养提升，结果是造就出一批手艺精湛而文化素养不足、知识面狭窄、人文思想境界不高的匠人。艺术创作被降低为纯粹技艺操演，忽视了其作为文化认知与思想表达载体的根本属性。近年教育部注意到这一现象，大幅度提高了艺术学科的文化课高考成绩，导致部分专业院校的招生不满额。相信随着相关政策的推行，这一现象有望逐步得到扭转。

b ，艺术观上强调自我表现，人才观上强调天才论，创作观上强调灵感论，对艺术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创新强调不足。

  这主要是受到欧洲新教--浪漫主义以来的艺术观的影响，在培养艺术家的时候过分强调个性和风格，逐渐建构起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将艺术创造简化为天才个体的灵感迸发，将社会性维度降格为艺术本体的对立面。如此忽略艺术作品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关联，既消解了艺术介入社会创新的实践潜能，又弱化了艺术家把握时代命题的理性能力，最终必然导致艺术创作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如果我们的师生将社会服务视为对纯粹性的玷污，将公共价值判断为功利主义的侵扰，将创作过程被神秘化为不可言说的灵感体验，这会使艺术教育陷入封闭的审美闭环。这种“个性”和“天才”导向的教学逻辑，使艺术教育陷入困境----导致培养出来的艺术人才自我中心，片面强调个性而大局观较弱、社会协作能力不足，过分“文艺”和“浪漫”，理性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不足。这种教育逻辑一方面片面强化了创作者对直觉经验的路径依赖，弱化了通过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等理性工具把握社会脉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生态危机、全球治理、社区营造城市化进程、技术伦理等重大议题失去响应能力。当我们的毕业生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个性化天才，整个艺术学科对社会、对民众的价值却边缘化了。

c，相比之下，设计等实用类艺术学科较为注重社会服务，但主动发现问题、设置议程的能力不足。

  教学上，重解决问题能力，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社会服务上，又走向被动接活，见招拆招的状态，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思维和超前思维，形成了过度依赖需求驱动的工作模式，这是另一种形态的认知局限。一方面只解决短任务和具体任务，难以突破专业壁垒，难于构建系统化的问题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将"解决问题"简化为技术层面的方案输出，缺乏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判断能力。这种思维惰性势必导致设计行为沦为社会需求的被动应答器，而非引领社会变革的创造性力量。这依然和艺术设计行业从业人员文化素养不够、人文关怀不足，不能从全局思考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状况直接相关。从人才培养角度，这归因于我们的实用艺术教学过于注重职业技能培育，相对忽视了对设计师的批判性思维与社会洞察力的塑造。结果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面对老龄化社区改造时，会考虑无障碍设施、服务机器人介入等技术升级措施，却不会去考虑人口结构变迁、代际关系重塑等更为宏大的视野。可持续设计仍停留在材料替换，而不是生活方式重启。我们有了够多能够设计漂亮有韵味房子的建筑师，却缺乏能够想象新生活形态的柯布西耶。这种认知上的短视导致设计创新始终在浅层改良层面徘徊，难以触及社会发展的本质矛盾，展开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思考。我们的设计教学亟需引入伦理学、社会学、未来学等跨学科资源，将解决问题的能力升华为定向问题的智慧。

d，在艺术学科教育体系中，教学模式长期固守对经典的单向度膜拜，形成了一套以技法临摹与风格复刻为核心的训练机制。

  这种教育逻辑过度强调艺术史经典，却忽视了对学生主体性创造力的激发。导致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往往将艺术经典简化为可量化的临摹模板，通过重复性技法训练将学生禁锢在既有的视觉经验框架内，而鲜少引导其建立独立的研究方法与批判性思维。课程设置中关于艺术史论、创作方法论等理论课程的薄弱，使得学生难以在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中形成个性化认知体系，最终导致创作沦为对经典符号的拼贴重组。对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索的鼓励不足，校园中对思考和争辩的校园文化培育不足，导致所培养的艺术人才原创力不够。

  这种教育缺陷在艺术生态中引发连锁反应：当缺乏原创思维训练的学生进入创作领域，往往本能地依附于展览体制与市场逻辑的既有规则。大型展览的策展文化、艺术市场的流行趋势等都诱发各种同质化的创作套路，从题材到艺术语言都大量重复，形成抽象表现、卡通泛化、传统符号挪用等周期性流行模板。

  更值得警惕的是，教学的模式化已异化为庞大的产业链条——艺术高考培训产业通过将审美标准简化为应试技巧，开发出针对不同院校风格的解题套路甚至生产出成套的预设风格而取消观察能力的调色盒，用程式化的构图法则、色彩公式甚至笔触模板批量生产“高分试卷”。这种工业化培训模式不仅消解了艺术教育的本质价值，更在权力寻租中滋生腐败。

e，艺术学科在追求创新时，一种深层的理论依附正在形成思想桎梏，过度依赖西方现成话语，已演变为遮蔽本土艺术生命力的认知屏障。

  当前的艺术教育中缺乏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的理论原创。过去“言必称希腊”，现在是言必称“关系美学”“情景主义国际”“根茎理论”“后人类主义”“性别政治”“后殖民批判”等等。“社会介入”“参与式艺术”等西方概念成为阐释城中村改造和乡村振兴艺术项目的万能公式，“身体政治”“身份”这类词汇成为讨论女性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借鉴一方面有其建设性，另一方面也存在文化经验失真，一味为时髦理论寻找注脚的风险。尤其是，这种话语依赖，错失了从活泼的实践中创新理论、建立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的机会。正在发生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无数丰富的中国故事，转化成创作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建立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不可能将中国艺术实践削足适履地塞进西方概念模具。

  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新艺科，必须是站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新艺科。

  我们必须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事实和中国经验。从用词到话题的全面回归，如何回避翻译语体的文风，将传统文论中"气韵""意境""骨法"“品格”等核心范畴进行现代转化，使其成为解析当代艺术现象的元概念。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上要与中华艺术论述传统相对接。从创作方法论上中国艺术传统中“文以载道”“艺与工合”“技进乎道”的实践智慧，到创作与人生关系上“作为修炼的艺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