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风及其创造

萧庆祥

非大气魄者不可为汉书梗概！恐其难，勉而为之。

汉之孤绍者大致有五：

一曰雄肆开张，不唯外攘匈奴、凿空西域，更为思慕星汉、由人复天，以至将超越世务的雄强升华为超脱世俗的自由，由是“翰墨之道兴焉”!

二曰去古未远，思路广博渊综。如李泽厚先生言，在制度、法律、经济上“汉承秦制”，于文学艺术上“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此即儒家理性与楚风浪漫并行不悖；于是黄老、儒术，乃至上古天文、庄周屈子，无不于“文字——书法”一道有所显现。尤其楚风，正是汉代艺术所接绪“气韵生动”之渊源。

三曰文书行政，承平既久，制度一贯，纵钟书三体、卫创稿草，皆出“善史书”;文字承周秦，接续隶变，化生诸体。不惟如此，亦有如银雀山汉简竟保留楚风者；汉兴草书，其逸笔草草之致、使转流变之质，更近楚风；称屈子为草圣者，良有已也。汉用字广溥，取材广博，帛书、简牍、铭石、砖瓦，乃至毛笔、刀锥、模范、丸墨、朱砂、白漆无所不用。

四曰古今二学渊籔。古学以字学胜，出于许慎以后，至汉魏之际多居河北，卫氏最为典型；今学则是汉末楚地学风迁于河南者，今学者善文艺善超脱，钟氏最为显著。二风迁波流转，亦并行不悖。前者如两汉摹印篆书、西汉诸刻、东汉《祀三公山碑》、萧王庄黄肠题奏、《开通褒斜道》等，即丛文俊先生考为“尚方大篆”者，纵此一体，已是千变万化，足见字学推演创造之功；后者如尹湾《神乌傅》已是言哀则叹之作，至于大量草书简牍，其神明焕发者，堪比羲献。

五曰汉末始有“书势”，任昉《文章缘起》称为专门论书之文体。“气——势——形”，出于楚汉天文术数之学，与楚汉云气图、汉画像石一辙，亦是索靖《草书势》所描绘之图景。学者阿城先生专论汉“气韵生动”,亦将上述图像与简牍草书作为例证。

在前所未有的基础上创造，最能考验一个“艺术家”的才华。汉魏六朝，被克莱夫·贝尔称为中国的“原始主义艺术”时期。其意旨大致为：形式的因袭往往对应情感的虚假；唯有高尚的情感唤醒高尚的形式。那么，艺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创造？唯有前所未有的、自己想办法的劳作，作者オ是纯粹主动的；而一旦在形式、乃至气味上有所依凭，便陷入他者的地狱，被动的、经验的，也是虚情假意的。

汉代的书写者、刻画者与经典书家的意义有所不同，他们是在貌似蒙昧的书写里，释放身心里蕴藏着的“大匠”之风。尤其大量汉简的出土，让我们发现官方铭石和经典书家之外的“一般性”书写，他们居然精彩纷呈。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经典的意义，转而将所有书写群体放置于一个未曾叙述的场域。至少，以王羲之和颜真卿所代表的两条线索，只是从汉代析出的某两条。至于两汉的单刀刻石、金文、骨签，无不参与到这一绵亘四百年的创造之路。好像他们一直对书写葆有这样的态度：书写“去古未远”,正如充满好奇的孩童，在海边塑造沙滩，他们対“理论”和经验毫不关心，唯有好奇心驱使他们欣欣然而独往；纵便在大量的文书“劳作”里，也同祥展现出的奇崛的创造力、艺术性、视觉效果等——我们今天热衷讨论的词汇。

毫无目的的专注，尤其不是为了“艺术”，也并不受制于“实用”。书写教育、官方制度，文字的空前广溥，依然是外在的；那种刀笔木石触碰一霎那，正如初开混茫的石火电光，照亮眼睛，沁润到生命生息生活，才是真正创造的源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