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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思政课——书法专业
发布日期:2024-10-24作者:阅读量:[]

  隶书基础的教学大纲要求是讲授相关书史、书论,了解隶书的用笔、结字、章法等艺术规律,通过对古典范本的临习,深入理解与掌握隶书的笔法特点、结字等艺术规律。参考字帖有《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这次课程讲《张迁碑》,主要讲两点,一是《张迁碑》的特点,二是这种特点何以表现。



一、《张迁碑》特点


1、简介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张公方碑》等。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立于东郡谷城县(今山东平阴县西南东阿镇)。碑高267厘米,宽107厘米。明代出土于东阿县,现存山东泰山岱庙内。碑文内容是原谷城长张迁改任荡阴令(今河南汤阴)后,由谷城故吏集资为其所立的功德碑,前人又称之为“去思碑”。《张迁碑》的真伪争议

a、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云:“其文有云‘荒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于一字离为二字也。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

b、杨守敬《平碑记》云:“顾亭林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


2、特点

  刘熙载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

  融斋先生气厚一语评价汉碑很是肯綮,道出了汉碑如同汉赋一样具有的伟美,这也是汉帝国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心态的反映。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决定于那个时代,并且,也反映那个时代,魏晋风度、汉唐气象无一不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并且也反应那个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家是幸运的,这个时代呼唤并且也一定能产生具有正大气象、能反映这个宏伟开阔的大时代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激励青年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言简意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坚定文化自信,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刻苦学习,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宏阔昂扬的书法作品。

  汉碑气厚,《张迁》尤最。《张迁》是汉碑中淳厚古拙一类作品的典型代表,铅华尽褪,真朴毕显。写《张迁》,要体会方整、浑厚、朴拙三方面。方整是其外形特征,浑厚、朴拙是其精神内涵。方整易于觉察,浑厚则需体会,朴拙更需精细地观察。



二、特点何以体现


1、外在形体与内在精神的关系

  一种精神或气质总要通过一定的外形来表现,我们不说曹全碑浑厚朴拙,就是因为它的外形不能表现这种气质。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此言强调了神彩重于形质,有人认为形质不重要甚至不需要。但是,我认为它们之间既是一种轻重关系,更是一种先后关系。初学书法当然要从外形开始,学习各种技法。

  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答三子问》中说:“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欲得神彩,还需先求形质,形质是通向神彩的必要途径与方法。

  《庄子·外物》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书者又何尝不如此呢?孙过庭《书谱》说书者要“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也即书写的目的在于表达情感,并且,为了表达效果更好,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如同“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所以,借用庄子的话,我们可以说,书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形。当然,这要具备相当的积累之后才可以。

  讲这些,无非是想强调,我们现在是学习阶段,要先从形体入手,要学会观察、分析一个帖的用笔特征、结体特征,总结其规律,并进而领会到书法在形质层面的规律。

  所以,要领会《张迁碑》的精神内涵,仍然需要从它的外形入手,《书谱》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要认真观察、分析、领会,而不是仅仅靠感觉。否则,“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检,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我们要思考一下,《张迁碑》是以一种怎样的形质表达了它的神彩


2、《张迁碑》特征何以体现

1)用笔:

特点:以方为主,方圆并用,且方是圆浑之方

通理:曲笔的运用

2)结体:

特点:外紧内松,重心下沉

通理:不作正局

  这其中特点部分,指的是《张迁碑》的特征,无论是用笔的以方为主、方圆并用,亦或是结体的外紧内松、重心下沉,很多人都已论及,我们稍加仔细观察,便能发现。曲笔的使用及不作正局的结体,则鲜有人提及,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并加强训练的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曲笔与不作正局是几乎所以经典法帖的共同特征,我们须把它作为一个书法规律来掌握。


三、两个问题


1、关于用曲

  刘熙载《书概》说:“地师相地,先辨龙之动与不动,直者不动而曲者动,盖草书之用笔也。”“直者不动”者,死龙也;“曲者动”者,活龙也。融斋先生以喻草书,其实何止草书,诸体皆然。又说:“然明师之所谓曲直,与俗师之所谓曲直异矣。”言地师辨曲,由于水平、境界有高下之别,所辨之曲亦有不同,一如书家用曲,或曲折有致,或坚韧饱满,或俗不可堪。包世臣《艺舟双楫·答三子问》说:“古帖之异于后人者,在善用曲。”

  《阁本》所载张华、王导、庾亮、王廙诸书,其行画无有一黍米许而不用曲者,右军已为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师,则非使转处不复见用曲之妙矣。尝谓人之一身曾无分寸平直处。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则措足皆曲;若积土为峰峦,虽略具起伏之状,而其气皆直。为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终见其直;若天成之长江、大河,一望数百里,瞭之如弦,然扬帆中流,曾不见有直波。

  包氏这段话,先是说明书法艺术要在用曲,贵在用曲。而后再说用曲之要,贵在自然天成,忌在矫揉造作。曲线的使用,可使线条立体、厚重、丰富、生动,有效避免单薄、纤弱、单调、呆板。用曲的方法,可以用弧线、摆动线、提按等方法。


2、关于不作正局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王大令之书,从无左右并头者。右军如凤翥鸾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谓大年《千文》,观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匀,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

a、为什么要不作正局。蔡邕在其《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的这种说法,与先秦及两汉哲学都讲阴阳二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一文化背景有关。老子《道德经》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相反相成是自然的永恒规律,反映在书法上,这种对立统一规律在书法的结体、章法等因素中几乎作为核心因素而存在,小至一个字,大至一幅字,无不讲究局部的对立、整体的统一。笔画的长短、粗细、大小、方圆、直曲、正欹等,都是对立,整个字看起来又是完整、端正,即是统一;一幅字中,有疏有密、有正有斜、有浓有淡、有润有枯是对立,通篇观之又和谐畅达,是统一。这种种对立,就是阴阳。《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古代文化中,书法可以说尤其明确地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张迁碑》的结体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绝大多数的经典法帖也是如此。

b、不作正局的方法。笔画组合方面,无论是横、竖,两个及以上笔画在一起,就会有组合关系,《张迁碑》中,这种组合一般是笔画不平行,方向或呈左开喇叭形,或呈右开喇叭形;笔画形态有直曲、方圆、粗细、远近等变化,但都较隐晦。部首偏旁组合方面,收放、轻重、直曲、疏密、大小等等。总之不要平、匀、正,无论是笔画还是结体,都要有生命力,以避免死板。多数经典法帖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不作正局的具体方法,依个人风格不同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