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至4月26日，由天津美院主办，天津美院美术馆承办，天津美院科研与研究生处、中国画学院、津美书院协办的“大美之艺——王颂馀艺术文献展”，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3月28日，展览开幕当天还召开了“大美之艺——王颂馀艺术文献展”学术研究会，中国美协副主席、天津美院院长贾广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天津美院美术馆馆长李旭飞阐述了展览策划经过和现实意义。会议由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叶春辉主持。霍春阳、王振德、何延喆、张建会、刘文生、陈福春、喻建十、周世麟、杨惠东、路洪明、赵栗晖、杨健君、吕铁元、李云涛等教授和专家出席了研究会并从王颂馀书画艺术的学术贡献、王颂馀教育思想对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文脉传承的重要作用、王颂馀艺术成就在新时代语境下彰显的文化价值等角度，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展览前言

王颂馀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卓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书法家，是天津美术学院德高望重的卓越的艺术教育家，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首届副主席。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创建了天美中国山水画教学体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美人。

在王颂馀先生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 虽几经坎坷，但他凭借着矢志不渝的意志，经张君寿、刘季英、罗振玉、章太炎、裴学海、闻一多、溥儒、 溥修、刘子久等国学和书画大师的指引，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机遇。他不专精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在诗、书、画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厚造诣——诗词品位高雅，情真意切；书画境界深远，浑厚质朴，完美地实现了“质健为妍”的审美追求。

王颂馀先生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和真正的学问家，他于人心地明净、正直坦荡，于己严谨厚责、淡泊朴实，于艺脚踏实地、谦虚为怀。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治学精神， 都成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的精神财富。在多年的艺术和教学实践中，王颂馀先生将传统山水画技法与画理研究相结合，将各类皴法进行了科学总结与概括，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山水画教学体系，至今硕果犹存。同时，他还主张建立科学规范的教学秩序，创立示范课、听课、评课等教学体系；提倡大学授课的内容必须有学术研究的高度，教材既要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能够为学生提供知识教育，又要顺应时代发展，不能陈陈相因缺乏新意；主张“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些学术理念和教学方法，不仅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教学的优化与创新提供了具体思路，更在当代山水画创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基石作用。

庄子《知北游》中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的“大美”可理解为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美”的意义在于通过图式和语言，把人从自然世界中升华出来，建立一种精神与文化的集合体，并将艺术中的美学实践转换为时代性书写。此次文献展以“大美之艺”为名，其主旨即体现于此。同时，王颂馀先生的作品建立于深厚的传统艺术根基之上，注重诗、书、画的结合，尤其以人文因素的介入延伸了美的联想，呈现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价值传承。另外，他通过个人创造和努力，将传统绘画推进到一个可与时代审美相呼应的层面，这是由“自然美”到“艺术美”的互动和升华过程，也将传统山水画的文化内涵引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境界。

本次展览通过五大板块，对先生特殊的学习经历和深厚的文化学养，以及他在绘画、书法、美术理论、文学、历史、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贡献和杰出成就进行展示，旨在通过不同时期的百余件山水画和书法作品，以及三百余件具有珍贵研究价值的教学范图和文献资料，从宏观上补充二十世纪天津画坛的艺术史料，并尝试在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的现实语境中，找到以“美”育人的借鉴范本。

以“美育”引领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开创新局面，是新时代下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指出，文化传承发展上要善作善成，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这不仅指出了延续文化根脉、弘扬文化传统是“美育”育人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还对我们汲取前人力量、书写未来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王颂馀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在他开拓的书画道路上，后人正接踵而来。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已经深深烙印在他所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传承， 为之弘扬。

贾广健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美协副主席、天津美院院长贾广健在致辞时谈道，“大美之艺”系列展览对天津美院来说是传承文脉、赓续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项目举办至今主要分为两个系列，分别是80岁以上或已故的老先生，以及80岁以下的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学生和青年教师对天津美院的历史以及老一辈先生的贡献了解得越来越少，而通过文献展这样的形式，利用手稿、笔记、文献资料和艺术作品，可以鲜活地将先生们的生活、创作、教学状态进行还原，这对于学校发展和文化传承是意义非凡的。从本次王颂馀艺术文献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在读书时期的学习笔记、写生过程中的画法心得等一系列珍贵资料，这为了解他如何在传统中进行创新、如何将写生与笔墨结合并进行新的探索等问题提供了全方位和全景式的展示，非常值得研究和重视。另外，王颂馀先生对山水画教学体系方面的贡献过去是被我们忽视的，但正是王颂馀等这些在学校发展中具有担当和作为的老先生，共同构建起了天津美院的精神谱系，这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意义。王颂馀先生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人敬仰，而这个展览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更不止于此。

天津美院美术馆馆长李旭飞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本次展览的策划和准备细节。展览分为五大部分，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献资料，对王颂馀先生一生的艺术创作和其20多年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整体呈现和阐释。“书画相通 质健为妍”部分以40幅代表作来系统展现先生从传统到创新的山水画艺术创作之路；“颂体书风 独立高步”部分通过50幅书法作品来展现其独特的书法艺术；“行所无愧 厚德载物”部分通过182件文献资料展现其一生的艺术思想；“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教学相长 诲人不倦”两个部分，通过128幅写生和课徒稿及画语录，系统梳理王颂馀先生对天津美院山水画教学体系的艰辛探索和重要贡献，力求完整体现先生在天津美院山水画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学校在中国山水画教学上的传承与发展。为了提升展示效果，此展还进行了沉浸式展陈设计，以求最大程度上还原王颂馀先生朴素的生活和卧以游之的艺术创作境界。关于这次策划展览的个人感受，李旭飞回忆起了1986年曾经拜访王颂馀先生的经历，尤其是先生简朴的画室和对艺术执着的追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38年后的今天仍然难以忘怀。因此，他也希望借此次展览表达自己对先生的由衷敬意。

天津美院原中国画系主任霍春阳从王颂馀先生的“学养”出发，就在当今时代下如何继承传统、涵养人文底蕴表达了个人观点。他认为，王颂馀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和学养深厚的艺术家，饱览群书且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霍春阳谈道，在他当系主任的时候曾采访过王颂馀先生，先生提出的“打开窗户看世界”观点令他一直记忆犹新。此次王颂馀艺术文献展学术研究会召开的现实意义就体现在“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看待传统的价值”。霍春阳认为，中国的艺术精神、笔墨精神和绘画境界是永恒的，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物质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可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是中国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前人遵循的原则。艺术的境界也是人的品格体现，人的精神和道德观念是不变的。如今社会上有一些不接触绘画本质的人，仅是将创作停留在表面图式上，并没有在精神和境界层面上获得提高，这其实就失去了初心。但王颂馀先生的作品体现了其在雄厚基础上的初心，所以，他的作品直到今天仍具有耐读性和教育意义，而他的精神也体现在作品里，成为一种典范，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天津美院教授、美术理论家王振德由王颂馀画室“易简楼”的得名切入，谈及了对王颂馀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勤勉治学的高尚品德的个人感受。他回忆曾经向先生请教绘画理论时，得知先生的画室名叫“易简楼”，并且陈设极为朴实，与其名字非常贴切。问及此名的来历，先生讲述了自己在章太炎国学讲习社学习时的往事。当时王颂馀认为学孔子学《论语》就可以了，但章太炎说，《论语》是孔子学生整理的，孔子并不知道。孔子崇拜和向往的是他整理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所以，孔子的学说是直接从周文王那里继承下来的，周文王创《易经》的卦爻辞，文稿散落在民间，孔子发现之后进行了整理并著为《十翼》又名《易传》。书中这样写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段文字教导人们要具备坚毅刚健、谦逊包容的品质，坚守简单易懂、简单易行的原则，从而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并取得事业的成功，最终实现大业。王振德说，这段话使王颂馀深有感触，他便将个人书斋命名为“易简楼”，如今喻建十教授继承了外祖父的志向，把自己的画室称为“小易简楼”。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王颂馀先生早年立下的志愿，而他的字、画、诗创作也都极度认真，他把自己很多画稿都毁了，仅留下好的画稿让后人学习。他“以书入画”，这一点在当时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个高度，诗虽然作得不多，但有真情实感。因此说，他可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支撑他的就是“易简楼”的思想，这是天津美院永恒的财富。如今，学习传统、紧跟时代都少不了“认真”二字，胸怀之广阔可以包容古今中外、包容人民，这是王颂馀先生留给我们的启示。所以，王先生故去后，王振德的人生目标也是继续学习，并且希望成为先生合格的学生。

天津美院教授、美术理论家何延喆通过三条线索对王颂馀先生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梳理。第一，关于山水画和书法。山水画方面，王颂馀认为“骨气”很重要，他在《历代名画记》里特别备注“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书法方面，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集成了北宗和北派的优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书法虽然是帖学出现，但是金石气很强。同时，他的山水画中吸收了刘子久的“铁骨皴”，但王颂馀先生的铁骨皴法中还有草书笔法，这些支撑了他山水画的主要面目。第二，王颂馀在深入生活和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个人风格面貌。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王颂馀在其文章中就提到了《文心雕龙》中的那句话“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所以说，他特别注重“变”，这个“变”他自己讲过，也是从《周易》里来。《周易》有一个变异的规律，就是只有不断地变，才能生存，只有不断地变，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何延喆谈道，那时候讲究深入生活，但往往是因地而分，比如说西北地区的画家如刘文西等人，以陕西黄土高原作为基础，天津画家的生活基地就是燕山和太行山等地。但有一点特殊性就是当时全国很多地区都成立了美术创作机构，比如北京、上海、苏州都相继成立了画院，但天津没有，因此当时的天津画家创作比其他地方画家更为艰苦。而有心脏病史的王颂馀先生经常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外出写生，并创作出了那么多的作品，且能如此长寿，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精神能量和物质能量着实让人钦佩。第三，王颂馀先生对于天津美院中国画山水方向教学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个系统确立下来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因为此前尽管出现过几位重要画家，但天津美院的山水画教学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直到七八十年代，王颂馀先生的山水画教学体系初步形成，现在可以说是结出硕果的时代。所以，作为画家、书法家、学者和教育家，王颂馀先生的艺术历程线索是非常清晰的。另外，他的创作中有很多符号系统，比如毛主席诗词这一系统等。总之，像王颂馀先生这样的人，应该作为一个专项研究课题，加大拓展和深入挖掘的力度。

中国书协副主席、天津市书协主席张建会结合王颂馀艺术文献展从书法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发表了个人观点。他认为，此次文献展的举办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今年是中国书协成立43周年，但对于书法这门传统艺术的发展和走向是值得思考的。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而书法表达的思想境界是通过文字书写进行承载的，所以，在参观此次展览的过程中，他不光是看作品，还通过其中的文献，与王颂馀先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精神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时，曾指出“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王颂馀先生的作品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比如文献展中有一幅创作于1964年的毛主席诗词作品，从中可以看到有对“二王”和黄山谷的继承，还有现代意识，这就是“与古为新”。而王颂馀先生晚年时的作品是一种符号和创新性的成果转化，或者说是原创性的个人表达，但这种风格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传统中走来的，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呈现的面貌，应该是表达艺术家或者书法家个人的。现在我们的资料丰富了，创作的各方面资源也都非常丰富，但是眼界开阔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同质化的问题，有些作品如果把落款挡上就分辨不出来是谁的。过去我们说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书风，现在就整个作品来讲，基本上没有地域界线和壁垒，可能在一个地方还有相互之间的差异，但是拿到全国就同质化了。所以，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在当下确实值得思考。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既全面又立体。他认为，天津美院前一阶段成立的津美书院，以及“大美之艺”系列展的举办，对学校的发展，对天津乃至全国艺术事业的发展都非常有意义。

天津美院教授周世麟在发言中从治学精神和传承文化两个角度提出个人看法。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国画专业的，但是这个展览唤起了他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王颂馀先生虽然没有教过他，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王颂馀先生质朴温厚的大家风范，另一个是其在和学生切磋艺术时，那种谈笑风生间使人怀念的“烟火气”。艺术来源于生活，对生活的感悟同时影响了人们的志趣和理想。他认为，王颂馀先生身上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正是受到其身上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的白庚延和吕云所老师才得以成功。另外，他认为，从这次展览中，我们需要思考在当今这个求新、求变、求发展的领域，如何延续教学和创作，如何真正做到传承和创新。“我想我们有责任从老一代艺术家身上学习经验和精神，把艺术事业发扬光大。”他说。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教授陈福春，从恩师王颂馀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教导谈起，对先生如何对待传统和创新进行了阐述。他说，上学期间得到了王颂馀先生的培养，对自己而言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老师的学养非常深厚，理论认识程度很高，虽然从没有看到过他高谈阔论，但他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却是具体并令学生受益的。尤其他对待传统的看法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并且为天津美院的整体教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审美取向，这就是他提出的学术宗旨——质健为妍。“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他的画‘水头’那么大，但不烂，这其实就是‘苍而润’。他注重内在的建树，而不是单纯的表象，在做学问上也是如此，他师从章太炎、闻一多学习国学，并把这些融入对书画的认识和创作上，加上他的内在修为非常深厚，就使得他对‘质健为妍’中的‘质’追求更加深厚，而他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教育意义，让人感动并难以忘怀。他的作品中有一种‘丰裕’，这来源于其内在状态的表露，因为只追求丰裕就会显得软弱，所以必须要使内质强壮起来。今天强调这个的原因，是想说明绘画和书法中的精神性元素是和学养分不开的，并且注定了内质的精神状态。王先生就是把自己这种精神气象通过笔墨方式，恰当地展现在书法和绘画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美的样式。他这种精神和学术宗旨对天津美院具有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陈福春说，今天这个展览，让他感觉非常亲切，好像又一次回到跟先生学习时耳闻目睹的状态。这是把传统精神和现代风格进行结合的体现，是一种精神的传递而不是停留在表象上的继承，这也是他今天感受最深的地方。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杨惠东从王颂馀作品中的写生与临摹关系，阐述了如何看待笔墨意境和中国画本体的问题。他认为，当前我们走进自然对景写生是国内山水画界乃至中国画界最大的热潮，举国上下，从美院到画院、从专业到业余的作者都在背着画夹走到自然中，开始对景写生。但这个方式的得失如何，优缺点何在，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杨惠东说，近十年来，他自己也一直出去写生，跑到山东、浙江、江苏等地，但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只得待在家里。于是很认真地把一批老先生的课徒画稿临习了一遍，明显感觉自己上学时期临摹古人的功课做得太肤浅。今天看了展览之后感觉自己还需要补课，同时他谈道，我们当下的中国画教学把临摹这关轻易放过肯定是有问题的。看到王颂馀先生20岁左右时创作的作品，多有纯正的古人笔墨气息和文人气象，以及非常严格的章法。今天看到一张《大炼钢铁》，应该是他和刘子久合作《为祖国运输资源》那个时期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画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成为艺术界的主流，这是一个指导性的方针，所有的中国画家尤其是山水画家都做出了自己的改变。看到展厅里有几张作品是王颂馀60年代创作的写生，保持着纯正的笔墨气象。当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一枝独秀，很多有基础的画家画着画着就变成了政策图解。到了80年代，开始追求创新面貌，逐渐遗失了笔墨意境，远离了中国画的本体。所以说，不管是五六十年代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还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思潮，王颂馀先生始终没有迷失自己的创作方向，一直保持着自己纯正的笔墨写意精神，这一点对于我们当前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以及学习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还有一点，王颂馀先生深厚的国学修养和临摹功底，为他在日后的书画创作中奠定了重要根基。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刘文生从与王颂馀先生学习的经历谈到如何看待中国画创作规律以及王先生的教学贡献。他回忆说，在天津美院的几位老先生中，王先生的山水画对他影响是最大的。最初自己是与何延喆和白庚延在一个教研室，白老师的山水画和书法几乎都是从王颂馀这一脉传承下来的，而后白庚延又教他的学生，可见王颂馀的影响力。王颂馀先生给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特别是山水画教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著名画家何家英的一些画虽然是学白庚延的，但同样都是王颂馀的东西。他表示，自己特别有幸能两次和王颂馀先生在一起创作作品。记得有一次在长达半年多的朝夕相处中，先生在治学和创作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记得当时上学期间，孙其峰老师安排让年轻人每天讲《书谱》，但当时的《书谱》没有注解，都是草书，自己就像看天书一样，完全看不懂。王颂馀老师却拿着《书谱》，可以逐字逐句地慢慢讲。就是在王先生的课上，我熟悉了《书谱》，甚至都能背诵其中很多部分。”此外，王颂馀先生的山水画也有他自身的特色，记得当年他讲过“画山水画就是一遍，不能伤笔墨”，所以他的画才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有自己的创作理念。事实上，山水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花鸟画，笔墨一定是单独的。他画中的笔和墨是单独表现的，这就是王颂馀先生山水画风格的独特之处。另外，他虽然有很深的传统功力，但仍然保持不断地写生，去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像他所画的绿叶和树，应该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然后再通过笔墨创作出来的，这就是中国画的创作规律。值得说的还有一点，王颂馀先生属于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在世时几乎没有办过展览，今天在这里能够举办这么全面的文献展，想必先生地下有知，也会非常欣慰的。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赵栗晖从展览举办的意义出发，谈到了两点体会：第一，绘画是一个继承与创作的问题，需要具备坚实的绘画语言基础。赵栗晖在参加工作后曾有幸拜访过王颂馀先生，今天看到展出的作品时，他深感王颂馀先生对于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山水教学体系作出的贡献。第二，王颂馀先生的作品能给人一种学养和情感支配下的生活体验和感悟。比如展出的他1944年创作的一件四条屏山水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对古人技法的继承。但是让赵栗晖感触最大的是，王先生艺术风格比较成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它们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想是由学养决定了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决定了生活体验的深度。”为什么说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那是因为是自己在上学时看到的作品。对于学生来说，绘画语言的学习至关重要，而后天的培养也同时决定了个人艺术之路能走多远和多宽广。

中国书画报社社长、执行总编辑，天津美院教授路洪明在发言中说，王颂馀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同时他的思想观念又是不保守的，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看到展出的作品，深感先生既有传统又有新意，之后自己将通过文字形式把这些感想进行梳理并发表出来。

天津市书协秘书长、天津美院教授杨健君回忆市书协成立时的情景说，40多年前的1983年12月，天津市书法家协会成立，当时叫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第一届主席是陈邦怀，副主席有王学仲、王颂馀、孙其峰、陈因、李鹤年、穆子荆等人，王颂馀先生就是副主席之一。之所以提到这个往事，是因为像先生这样的一批卓有成就的老书法家对天津当代书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书法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先生不论在学识、艺术成就方面，还是艺术教育方面，对天津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非常大的贡献，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继承的。

天津美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吕铁元在发言中说，虽然他来天津美院的时间比较晚，但对王颂馀先生是崇敬已久。记得2006年，他在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时，见到展柜里展出着王颂馀先生的教案手稿，自己就蹲在那里看了很久。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沧州学习工作，离天津很近，所以天津的书法对他影响很大。调到天津美院工作后，可以近距离看到王颂馀先生的作品，发现先生是靠学识和学养滋养了作品。比如先生创作于1944年的四条屏作品，里面有临摹的宋画和名人的东西，也有把古人技法表现得非常地道的方面，这是我们年轻人画不出来的。可以说，王颂馀先生始终保持着对山水画和书法的创新意识，这种对艺术的敬畏之心是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的。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李云涛从对王颂馀绘画的感受和天津美院“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出发，阐述了个人看法。他认为，之前看王颂馀先生的作品特别理性，体现在他对画论、文学和国学方面的研究。今天看到如此多的展品有一种特别的感触，因为先生作品的细节，会使人产生一种充满生机和鲜活的感觉。同时他更会觉得，王颂馀先生的创作教学思想是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需要年青一代的教师进行传承和发扬。天津美院曾经有着一个“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但现实情况是，如今有很多新来的博士教师，他们由于来自其他院校，对天津美院的传承体系和一些老先生并不特别了解。李云涛表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年轻教师作为个人课题，对这些老先生的艺术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对教学体系的一种传承，而且也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正因为天津美院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比较完备，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教师才具有特色和优势，这就是我们进行一流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

作为王颂馀先生的外孙、此次艺术文献展的学术支持人，天津市书协副主席、天津美院教授喻建十在发言中对支持并协助本次展览举办的各界人士深表谢意，并从两个角度阐述了个人观点。其一，沉静进取，包容开放。王颂馀先生温厚朴实，沉静内敛，生前从不搞画展，甚至曾经有一位香港企业家主动登门拜访希望为他办展览，却被他送去个人作品后婉言谢绝，原因是认为“自己还不够成功”。这就是他始终保持沉静的心态，看待名利十分淡然的一面。而另一面，他又非常进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所以，他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仍旧在研究如何创新、如何变革。他虽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却没有被过去的固有观念和旧习惯所限制，始终保持着勇于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其二，李云涛老师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延续学脉，赓续传统。从这一点来看，对于天津美院老先生们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强调学院结构，学校吸纳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确实增添了好的氛围，也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但不利的地方是，由于这些新教师对学校不了解，对学校的传承没感觉，那么将来天津美院的学脉就会逐渐没有了，属于学校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喻建十表示，李云涛和赵栗晖两位老师提出从中国画学院做起，这点特别重要，他全力支持，因为这是关系到今后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能否继续一路高歌猛进的关键所在。

研究会的最后，学术研究会主持人、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叶春辉进行了总结。她说，今天的研究会理论成果丰富且深入，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具体来说主要实现了三个层面的预期价值：首先是学术层面，通过今天各位教授和专家的发言，使我们从不同角度对王颂馀先生的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对于传承天津美院中国画文脉精神这个时代命题，亟须从学院发展的高度提升认知维度。良好的学院结构只有在学术教学体系、师资队伍、科研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方面获得完善，才能增加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其中在学术教学方面，一个完整的学术框架和教学体系是一所大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就天津美院来说，以王颂馀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大师”才是成就大学的文化根基，梳理并延续他们的经验和精神，是当下摆在学校教师面前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其次是文化层面，今天的研究会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保持开放胸怀，在新时代背景下彰显传统艺术的魅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会上几位嘉宾谈到了书法教育面临的复杂环境和各种挑战，叶春辉认为，如果从书法教学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说，可以通过强化传统、强化理论、强化多元这三条途径中获得一些解决方案。强化传统即包括对汉字审美、书法审美，以及对主体创作者和客体欣赏者等不同对象开展美育建设。强化理论是强调在注重书法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将创作过程上升到理论层面，由此提升其文化内涵并扩大在社会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强化多元即旨在从思想、交流、展示方式和教育理念等方面，用结构型的思维和多元方法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最后是社会层面，研究会的举办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总结起来可以说，王颂馀先生是一位不负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优秀艺术家，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使他的文化价值获得了放大和细节化，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本版文字由叶春辉整理）